但是由于缺乏可实际操作的耕地质量测评标准①，加之增减挂钩政策本身也没有规定复垦后的土地质量测量和评价程序②，更没有规定因耕地质量减少而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因此在实践中，复垦土地只要面积达标即可，对于耕地质量并无要求，地方政府对此往往视而不见。
这就使得公共行政僭越代议机关的反民主性更加显著，并最终造成民主制中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虽然人民意志本身是一个抽象的、在具体情境中不确定其内涵的存在，甚至可能只是作为一种叙事的存在，虽然人民意志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理性或最佳理性，[56]但是，既然民主依然是立国的一项原则，人民依然是主权者，那么，监管者对人民的政治应责就必须存在。
更多的可能发生政治应责的情境或问题，如监管者选择性执法的政治应责、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政治应责等，都有待开发和探索。二是发生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该项指标不计分。在审查阶段，也要将初步审查通过的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或者，这个过程是现实存在的，只是进行内部消化，而有意不为民众所悉。必须承认，地方政府领导需要关切和考虑的事项非常繁杂，食品安全仅仅是其中并不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项。
在此意义上，下级→上级→人民的应责链条（以下简称D链条），决定了下级对上级的应责同样可以归属于政治应责的范畴。（3）明察暗访和重点抽查。在这种意义上，只有坚持信息公开原则，才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
信息公开原则不仅涉及信息公开和知情权保障，还涉及公权力和私人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以稳定预期、优化决策。风险社会理论则揭示了另一种局限性：比例原则意味着公权力机关在应急状态下不应也不可能垄断所有技术手段和资源，公权力机关的力量是有限的。通过全面总结和深入研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教训，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必将更为坚实，法治政府建设更为精细化，人民美好生活的制度基础必将更为完善。除了要建立应对机制以吸纳专家之外，更要明确专业机构及专家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作用。
就本文而言，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问题会变得更复杂。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积极主动履职，抓好任务落实，提高疫情防控法治化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比例原则聚焦公权力机构的行动边界和手段选择，但公权力机构以科层制为基本架构，在应对应对紧急状态时存在局限性。一、权利保障原则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常意味着对公民权利乃至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手段的必要性是一个复杂的实践判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文讨论合理性原则时指出的知识储备和科学判断。这些原则既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紧急处置权必须遵循的法治原则，又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治化的基本法理。
负责监控公共卫生事件的机构如疾控中心系统，是否具有独立启动应对机制的职权。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3期。有些地方曾采取的以疫情防范之名行地方保护主义之实的疫情防控措施，之所以被及时纠正，就在于其不符合手段的妥当性要求。就此而言，公权力机关仍然应当以较为充分的方式，向当事人或人民群众说明紧急处置的理由，缓解当事人的紧张情绪和可能的不满心理，维护社会基本秩序。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可能局部破坏乃至悬置常态下的某些法律制度甚至法治体制，紧急处置权的实施运行可能涉及对某些公民权利乃至公民基本权利的特殊限制。其中，医学知识处于什么位置，如何处理医学各组成学科知识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涉及政治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因素、人民群众心理因素等）之间的关系，均是决策者考虑的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然而，常态下事务的轻重缓急不同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事务的轻重缓急。以知情权和隐私权为例。
在危害性上，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面临被征收征用物资需被消杀处理、可能无法恢复原状等情况。法理思维 2019年末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治化这一主题再次提到了国家治理和法学研究的最前沿。六、信息公开原则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通俗地表达了信息公开原则作为现代法治原则的法理意涵。唯有这样，才能引导和保障公权力主体和公民、社会组织等作出理性决策，避免盲目和骚乱。关键点在于，要明确公权力、私权利在特殊情况下的法律边界，这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治保障遵循法理思维的基本要求。在常态下，效率原则注重成本收益分析，对时间因素的考量只是成本收益分析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所涉及到的具体权利不限于生命权、生存权、健康权，还包括人民群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防控的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保护患者和疑似病人的治疗权、预防权、个人信息权、人格权、隐私权、财产权等。四、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是法治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应当更加重视环境激励，保障一线工作者展开手脚，无后顾之忧，充分发挥想干事、能做事的能力。在常态下，除了注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物资储备，更重要的是加强常态下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化方式保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人财物能够被及时投入，保障专责机构具备调动相应人财物的动员能力。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放大了手段的必要性的重要性及其面临的困难。只有坚持以人民为本，遵循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权的法治原则，才能够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系统应对。
根据《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及其配套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相应启动机制。从现代法治理念看，比例原则的前提是公民权利保障优先原则。比例原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要求，即手段的妥当性、均衡性和必要性。如上文所说，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公民权利可能会被实施特殊限制，公民权利的诸种具体权利之间的优位顺序和保障方式亦将会被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比例原则被抛弃、悬置或者弱化。
笔者认为，应当依据职权法定的法理，对党委、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专业机构、专家等主体在决策中的职责作用，做到明确法律依据，制定应对预案。在发生大疫大灾之时，需要信息公开和信息有效收集利用，而信息收集利用必然会涉及隐私权。
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个人信息收集应当履行何种程序，密切接触者的个人信息收集又应当履行何种程序等，均应依照法治原则作出恰当规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治预案中加以规范。另一方面，需要公权力机关在具体行使过程中克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有权不妄为。
公权力机关应当及时把这种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求予以制度化、法治化，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措施，保障应当优先配置资源的群体及时得到物资。基于此问题意识，本文认为，审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治化这一议题，我们要将紧急状态法治置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场景下思考
因为有这个五个方面的立法实例就足以证明，在诸多重要议题上，《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修订规定都过于简略粗糙，宜粗不宜细的传统立法思维惯性依然贯穿着新《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始与终。《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在法官与检察官职业化方面的规定至为不足，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志是，关于法官助理和检察官助理，《法官法》和《检察官法》都只是在附则中予以规定，[33]而且规定得相当粗糙，如关于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具体如何遴选、其薪资待遇如何等问题一概付之阙如。法官惩戒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后，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予以惩戒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当多数的一线办案法官和检察官纷纷被问责，那这个法本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能否经得起历史检验，也就不言而喻，此其一。
这种规范性缺乏的法律规定，对法官和检察官而言所当何为无从知晓，在司法实践中它们能起到何等规范性效果自然可想而知。而在于总量控制、动态管理之主体与前一句的确定主体是否为同一主体。
[28]任何的法律规定本身都必须具有可操作的规范性，此诚法学常识，亦为人类社会绝大多数的立法实践奉为圭臬。前者规定人民法院设立法官考评委员会，负责对本院法官的考核工作，后者规定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官考评委员会，负责对本院检察官的考核工作。
由法律适用的观点论，这种法条具有授权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为法律补充的功能。（五）关于法官和检察官应受处分之行为，《法官法》第 46 条第6项为拖延办案，贻误工作的，《检察官法》第 47 条第6项同样为拖延办案，贻误工作的。